监控摄像的崛起与婆婆霸权的衰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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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媒体《都市热报》在头版报道了这样一件家庭琐事——儿子媳妇在外打工，54岁的卢阿姨在家带孙女。因儿子媳妇太思念孩子，在家装了监控。但监控的作用却很快变味，儿媳不停挑剔卢阿姨带娃“陋习”：老捂着孩子，老亲孩子，口水沾娃一脸……婆媳二人因此开始大战。
这样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，被一家门户网站转载后，很快有一万多条评论。在中国，总有这样的小事，可以轻易地把人分为两派。支持儿媳的认为，老一代带孩子确实很不科学，应该改正以适应时代。而站在卢阿姨这一边的却认为，老人并没有为子女带孩子的义务，能帮忙，媳妇应该满怀感激才对，不应该再不停抱怨。当然，这种争论远没有我说的这么温和，互相谩骂和攻击是不可避免的。
表面上看，这不过是婆媳矛盾这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又一例证而已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，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，不过在中国婆媳矛盾却贯穿了各个时代。不过，近三十年来，这一矛盾似乎有可以解决的倾向。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，一个最大的特点是，婆婆作为一种势力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，家庭出现根本性的变化，传统的那种大家庭走向解体，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婆婆的威权，也慢慢烟消云散。
在农业社会，大家庭是一个经济、社会、宗教甚至政治单位，男性家长拥有支配权力，而妇女只能居于从属地位，最初服从父亲，然后服从丈夫。一个女性，结婚后，从属于公婆，然后也从属于丈夫。而一旦公婆离世，她的地位就会和丈夫一起上升。如果丈夫也去世，她的地位会低于儿子，但仍高于儿媳。所以，才有千年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，一个“熬”字，道破了所有的艰辛。
一百多年来，婆婆的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。我小时候，有幸观察到中国农业社会最传统的婆媳关系。我的曾祖母有四个儿子，除了一个在城市生活外，其余三个都生活在一个村庄。三个儿子都七八十岁了，轮流照顾他们的母亲，一点都不敢马虎。祖母每天做饭，都要先请示她的婆婆，单独做一份，然后再做给全家吃。如果端给曾祖母的饭不合胃口，往往会招来批评，那不是责骂，却已足以让祖母难堪和不安。等到曾祖母去世，祖母和我母亲的关系，成为新的婆媳关系，但祖母却再也没有当初曾祖母那样的地位了。到了我结婚，则已远走高飞，母亲做了婆婆，却连见媳妇一面都难了——这就是一条婆媳关系的走势图。
“现代”社会的要义是，在社会分工的刺激下，每一个领域都彼此分立，原来那种家庭生产方式慢慢解体。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大家庭，还是印度的“种姓”，任何集体都不再高于一切，相反，个人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，他或她，成为了法律—政治—经济实体，有属于其个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，而不再像先前那样，仅仅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。英国社会学家麦克法兰把这称为现代家庭体系：“在这种原子式的体系中，血缘和地盘纽带都变弱了，实现融合的手段是货币、公民身份、契约、法律和情感。”（《现代世界的诞生》，140页）在中国，家庭的现代趋势集中体现在原生家庭的分裂上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与父母，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。新老一代，不但在空间上有疏离感，在知识背景和价值观上，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断裂。
这催生了一系列的问题，既有像春运这种全球性的景观，也有本文开头提到的，父母在老家帮下一代带孩子所造成的矛盾。这种婆媳的争吵，很有可能是最后的绝唱。如今的婆媳，大多数只是一种法律关系上的联系，她们的名字甚至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。婆婆不再拥有天然的权威，而媳妇也不可能接过这个权威，这种争吵，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平等。过去那种稳定的婆媳关系，永远不会再有了，婆媳的和谐，只能建立在彼此价值观的认同上，而这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的。
麦克法兰为这种变革大唱赞歌，他借用马克思的说法，称之为“解放”，人们获得了“解放”，不仅在市场上，也在上帝和家庭面前。但是，卢阿姨一家的故事，却没有看出什么“解放”的味道，这个故事，媳妇看上去掌握了真理，她指责婆婆带孩子的方式“太不科学”，亲小孩的脸庞带来的口水，不卫生；尿不湿比尿布对身体更好；穿太多，容易捂着……这些认知，完全超越了婆婆的经验，婆婆手足无措，本能地甩一句“你老公就是这样带大的呢”，她求助的是传统的权力模式，那种男性权威，正是婆婆地位的基础。
这个故事中，媳妇的反应，体现了十足的中国式现代：科学至上，进步至上，越现代越好。评论者都聚焦于婆媳带孩子方式的差异哪个更科学，却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故事的核心，不是婆婆也不是媳妇，而是那安装在头顶的摄像头。家里安装这个监控器，最初的理由是爱，“夫妻通过手机软件，随时能看到女儿”，但是，在运营之后，这对夫妻却控制不住自己，不停地打开软件，就像绝大多数人不停地刷新朋友圈一样，就这样，他们被监控器给控制了。
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卢阿姨说，随着媳妇的指责声音越来越多，每天置身监控器下的她开始感觉越来越不自在，前几天和媳妇争执后，卢阿姨一度用抹布把监控器遮盖了起来，“不想让他们看，烦死我了”。还处在传统之中的卢阿姨，感受到的其实“现代社会”的侵扰。她知道，监控器代表着一种力量和神秘的权力，她本能的反应就是用抹布把它遮盖起来。这样的细节，体现出社会的巨大变革，我们都身处其中，而又浑然不觉。
监控器是现代社会的隐喻。1975年，英国哲学家杰里米·边沁，提出了环形监狱（又叫全景敞视监狱）的概念，其基本设想是，通过一个环形设计，犯人看不到监视者，而一个监视着即可监视所有犯人。所以，监视者不必一直执勤，但是犯人却会始终感觉到自己被监视。边沁描述它为“一种新的监视形式，其力量之大前所未见”，福柯把边沁的设想运用到社会学，把此视为现代约束技术的典型，认为这种设想，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结合，并形成一种新的监视机制。本文中的卢阿姨，身处“现代科学”之外，她是迟钝的，但又比我们中的大多数更敏感，被监视的感觉让她感到不适。
如今，街头遍布摄像头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瞒得过监视者的眼睛，从这个角度说，边沁当初的理想算是实现了。被监控已经内化为人的生活习惯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，甚至感到更为自信和喜悦，以为这就是拥抱科学与进步。但是，这样的机制，如果用在家庭中，将会加速传统家庭关系的崩溃。在科学目光的审视下，传统的生活方式，有太多的不合时宜，有太多的旧，太多的应该被淘汰。人们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为生活做着减法，这种“家庭卫生学”，将打造千篇一律的育儿经，也将打造千篇一律的儿童。
过去，婆婆依靠父权、夫权，取得地位，如今，媳妇们将依赖“科学”与“现代”，取得一种新的权力。媒体对卢阿姨一家的报道，最后援引专家的建议结束：“媳妇虽然提出了很多科学建议，但说法太过生硬，让独自带娃的卢阿姨感觉无所适从。首先，建议双方约定打开监控器观看孩子的时间，其次，如果媳妇发现什么问题，可以通过老公之口进行委婉转达……”媒体与专家，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威，某种程度上已经宣告，在这场婆媳之争中，媳妇已经获胜，她的建议是“科学的”，只是要注意一下沟通的姿态而已。
注：本文原标题《监控的崛起与婆婆的衰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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